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开拓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被尊为“国父”。一般认为，“国父”是在国民党中央作出决议后才有此尊称的。也有人说是蒋介石首先这样称呼的。其实，孙中山“国父”之称源自民间，最早可追溯到1924年7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青年大会上，当时一些青年为表达对孙中山的敬仰，称他为“国父”。

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一时举国悲痛，悼念孙中山的文章遍布各地报刊。著名教育家卢绍稷在报刊上发表题为《东西两国父》一文：“华盛顿血战七年，赢得美国独立，被美国民众尊为国父。孙中山与华盛顿同为革命领袖，华盛顿为独立而争，先生为三民主义而斗，四十年如一日，几死者十余次，其精神、毅力、功绩，较之华氏有过之而无不及，理所当然应尊为国父。”自3月20日起，各界民众在社稷坛公祭孙中山，挽联无数，堂庑皆满。其中，《民国周报》全体同仁的挽联为：“国父云亡，白叟黄童齐下泪；邦人多难，凄风惨雨浩伤情。”豫军总司令樊钟秀送的横披当中大书“国父”二字。孙中山革命一生，推翻清廷，缔造民国，深受民众爱戴，其事千古，其人千古。卢绍稷的文章和《民国周报》等的挽联横披，尊称孙中山为“国父”，道出了各界民众的心声，故而倡导伊始，响应甚广，渐臻流传。

羽翼未丰又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当时正在东征途中，惊闻孙中山去世的消息，于3月30日在兴宁城召开了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会上，蒋介石也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一批国民党元老也以半官方的形式称呼孙中山为“国父”。如，胡汉民、谭延闿等人联名发表宣言，表示：“今孙大元帅不幸薨逝，汉民等痛丧国父”。

1929年奉安大典时，“国父”二字的使用更加频繁。迎榇专员林森、郑洪年、吴铁城作《国父灵榇奉移文》《国父灵榇起灵告辞》中写道：“维国父之弃世兮”“于穆国父，功侔汤武”，《公祭总理文》中亦称：“民国之国父兮”。可见，部分国民党要人自发地尊称并尝试在舆论上将孙中山塑造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当时的《中央日报》也多用“国父”一词。

1936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七十周年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几度提及“国父”：“十一月十二日，我们手创中华民国的国父诞生了”，“我们国父人格的伟大”。此前，虽然已有人在各种场合尊称孙中山为“国父”，但林森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公开演讲中如此称呼的。

1939年11月，林森领衔石瑛、张知本等人正式提议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并提议将总理诞辰、总理忌辰、总理遗嘱、总理遗教等各项名称冠以中华民国国父，简称敬用“国父”。

国民党为顺应民意，于1940年3月21日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上作出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3月29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遵行。自此，孙中山“国父”的历史地位得以正式确立，此时距民众尊称孙中山为“国父”已经十五六年。此后，许多叫法也有微妙变化。例如，孙中山临终前的“总理遗嘱”改称《国父遗嘱》，《总理纪念歌》改为《国父纪念歌》，就连原歌词中“我们总理，首创革命”也改成了“我们国父，首创革命”，看似只改动了两个字，但“总理”是政党的职位，而“国父”则上升到国家层面了。

国民政府通令发布后，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普遍感到在一些不同的场合有些无所适从，不知道究竟是称孙中山为总理好呢，还是称“国父”好？基于此，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父”之称更为普遍。1946年7月2日，国民政府将“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改为“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凡提及孙中山均改称为“国父”。

在抗战时期，还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插曲：1940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之下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为了漂白奸伪身份，一直强调自己是中国国民党的正统，与重庆国民政府激烈争夺一些长期附着于国民党的政治符号，比如策划一系列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活动，打着“实现国父遗志”的旗号，利用“国父”这块金字招牌，干着投敌卖国的勾当，混淆视听。那时“国父”这一尊称，似乎更像是双方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

作者：袁宝麟

原标题：《孙中山“国父”之称源自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