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战役之后，赵宋皇朝的陨落，同时也意味着南宋残余势力的彻底灭亡，蒙元最终统一整个中国。中国第一次整体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南宋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部分人认为这场海战标志着古典意义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有“崖山之后无中国”这一说法。

有人认为：崖山海战使得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之后明清的文明形态跟之前大不相同。宋朝的灭亡让中国从农业帝国向商业社会转型的一次尝试化为泡影。正是因为宋朝尝试放弃集权农业帝国的形态，所以才会在军事上持续弱势。在冷兵器时代的东亚季风区，集权农业帝国或许是文明延续的最优选择。

我来崖山，是因为江门的一位朋友极力推荐，他说，去崖山看看，那是一个值得探寻的地方，你应该去认识它。我必须去看看，当时崖山海战失败，陆秀夫突围无望，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随行十多万军民亦接踵跳海。战后七日，十余万具尸首浮海，何其悲壮？

我来了，我仿佛看到了：“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我仿佛看到了：被囚禁在元军船中的文天祥，目睹了崖山海战中最惨烈的一幕————，我仿佛看到了：无力回天的丞相陆秀夫，背负着年幼的皇帝，背负着他为之坚持的沉重理想投海而亡。其余宋朝军民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后，海上浮尸十余万，山河为之变色。

很遗憾，在我能找到的相关文字资料中，最为详细、具体的是《海啸》这部出自日本作家之手的历史小说，而不是国人自己的作品。作者站在中立、客观的角度讲述了历史：在七百年前的崖门海面上，曾经发生过怎样动人心魄的故事？书中艺术化的语言描述蕴涵了大量丰富而真实的史料，铺开了一副宏伟的画卷。

历史是残酷的，宋朝最后的天子并非暴虐的无道昏君，他只是一名小童，自幼跟随南宋残军过着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而他身边这群大臣也是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心中惟有报国的决心。历史却将最后的重担放在了这群君臣的肩上，亡国的责任实在不该怪罪于他们。

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今已经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七百多年的沧海桑田今已使崖山与陆地相连，震古铄今的决战只留下茫茫伶仃洋的拍岸惊涛供后人凭吊。在不少今人的眼中，宋朝军民长期的抵抗与战败后的投海行为成为了“不识时务”之举。但我想：先人们不畏强敌、与国家生死与共的英勇气概是不会因王朝的覆灭而黯淡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个人的安危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时，从天子到百姓，不愿屈服的这些男人坚守着支撑自己多年的信念，用热血写就的正气之歌被永为传唱。

我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今人的努力。崖山之役，应写入教科书，告知后人，华夏当有那样的气节。

“崖山多忠魂，后先照千古。”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忠”为代表的忠臣义士以及不屈投海殉国的十余万南宋军民受到历代肯定，任凭沧海桑田，时代更迭，他们永被历史和人民铭记，千古流芳。

正如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最后结句诗：“一代沧桑洗不尽，幸存三烈尚流芳。”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精神存在，崖山不仅仅是南宋王朝最后灭亡的遗恨之地，也是当时的汉人最后家国地，更是人们抒发爱国情怀之地，历代政要、名人墨客、平民百姓临崖凭吊、叹息、兴感、追怀。

周总理一次到崖山视察工作，看到《崖门览古诗》中的“万里穷何路，双崖壮此门。吁天惟决战，航海岂图存”时，转过身来与在场的群众评说这场海战。他说：“我看陆秀夫不应该跳海，他应该带兵到海南岛去，带兵到台湾去，在那里搞根据地，还可以再打嘛。”周总理站起来边走边指着海南岛和台湾岛的海面方面说：“这些地方退可守，攻可取，打下去是大有前途的。”当地干部向周总理讲述流传民间的南宋灭亡逸事，周总理听后动情地说：“崖山这个地方的历史古迹是有意义的，宋朝虽然灭亡了，但当时许多人继续坚持抗元斗争，保持了民族气节。

在我看来，“崖山之后无中国”，是一种狭义的说法，事实上，宋亡之后，中国在地理概念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呈现扩张之势。在民族构成上来看，汉族的主体地位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在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而政权的拥有者亦由汉人换做了蒙人。那么，在地理和民族构成这两方面都未发生实质变化的情况下，“崖山之后无中国”中说的“中国”概念，显然指向的是文明概念，即中华文明遭到灭绝或破坏。无疑，中华文明的主流和核心是汉文化，那么汉文化遭到灭绝或破坏的事实真相又会是怎样的呢？

从元朝当局对“中国”及汉文化的认同感来看，忽必烈在元朝正式建立前后，对汉文化的认同感很强，这在众多史料中是有史可稽的。比如国号“元”便是取自于《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句，而元朝当局还以“五帝三王”的继承者自居，公开视自己为中国的王朝。

其实，不仅元朝当局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即使连取代他们的明朝也不否认。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即位诏中便说：“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尔蒙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元朝确确实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正统王朝，而且自认为是中国历代政权的一个继承，只不过这个政权的统治者由汉人变为蒙古人而已。那么，这是否就证明汉文化没有遭到灭绝或破坏呢？当然还不够，我们继续往下看。

从保护、延续汉文化的措施来看，元世祖忽必烈的汉化程度比较高，周围也有一大批汉族士人为其效力，这些士人不仅帮助忽必烈统一中国，而且还竭尽所能的劝说忽必烈要尊重、延续、发扬汉文化，并且其建议大都得到认可，这种情况有利于形成一种保护、延续汉文化的政策氛围，这从元当局对“孔子”地位的尊重及祭孔大典的延续等方面得到进一步证实。不仅如此，汉文化还深深熏陶了蒙古族统治者，使得帝国的最高集团呈现日益汉化的倾向。当然，仅仅允许一种文化存在还不够，发展更加重要，我们接下来看看汉文化在元朝的发展情况。

汉文化在元朝的兴盛，史料一：《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列传第七十六·儒学一》序言中说：“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可见，随着汉族中国政权的短暂覆亡，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随之枯萎、断层，反而仍保持生机勃勃的态势，呈延续发展之势。

史料二：《元朝名臣史略·平章廉文正王（廉希宪）》记载：“王名希宪（廉希宪死后追封恒阳王）…公于书嗜好尤笃，虽食息之间，未尝去手。一日方读《孟子》，闻急召，因怀以进，上问‘何书？’对曰‘《孟子》。’上问其说谓何，公以‘性善义利之分，爱牛之心，扩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为对，上善其说，目为廉孟子”。可见不光是蒙古人中有很多学习汉文化，连色目人中也有仰慕学习汉文化的，并且素养极深。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汉文化不仅在主体民族汉族中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其影响还扩展到更多的民族中去，比如蒙古族、色目人等都愿意接受汉文化的教育。

近代学者的观点说到元朝时期汉文化的发展情况，著名学者陈垣曾在《元西域人华化考》里提到：“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效仿，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则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1260年至1360年（实为1261-1368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可见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元朝文化的盛况还是颇为认可和赞赏的。“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实质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汉民族史观，它代表的是一群汉族士大夫对汉族政权覆亡的一种哀叹，表达的是一种对汉族故国之思以及对神州陆沉的感慨痛惜，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视为“正统”断绝和文化断层的象征。在他们眼中，所谓的“中国”必然指的是汉族政权，认为只有这种性质的政权才能代表中国，延续汉文化。一旦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起来，便意味着汉文化的灭绝与野蛮文明的兴起，这种论调属于明显的偷换概念型，从元朝时期汉文化发展情况来分析，实属不值一驳。

更可况，以统治者的民族成分来界定“中国”的存亡，也是一件非常幼稚与危险的事情，容易陷入自相矛盾的认知之中。因为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秦，极有可能便不是汉人，而是西戎人。而即使把秦的祖先牵强到华夏族（汉人的前身），那么它在长时间以内，还是不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史记》当中明明白白的提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见《史记·秦本纪》）。如果引用狭隘的汉民族主义的观点，“夷翟”之秦统一中国的同时，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灭亡呢？那我们岂不是早在2000多年之间便已亡国？还有后世的北朝时代（鲜卑族）、隋唐（较多鲜卑血统）、五代之唐晋汉三朝（沙陀人）、辽（契丹人）、金（女真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又该属于那种定位？

在我看来，一个朝代从繁荣昌盛到衰败没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纵观历史，历朝历代从强盛到衰弱，值得当今人们反思。这是他们在朝代鼎盛时，缺乏居安思危之因而给后人造成的祸因。崖山之战，陆秀夫带着十万人投海不值得提倡，虽然气节凛然，但是想想岸上盼归的杨太后和他们父母妻儿，投海不如拼命，在外拼命的男人们，你们死了，在家盼归的她们，该怎么办？

从崖山之战，我深深地领悟到：国富才能民强，落后就得挨打，唯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铭记历史，珍惜现在，愿天下和平，人民安康！（倚非）

［责任编辑：梁纪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